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一带一路”共被提及5次，且已连续6年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次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171份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进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贡献于国际发展领域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恢弘气派。“一带一路”倡议之伟在于其彰显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及追求人类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决心。“一带一路”倡议之大，在于它不仅仅是区域间的发展合作倡议，而是跨区域的全球性合作图景。尤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方案，它无意推翻或取代现有国际发展体系，而恰恰是对其有力的补充和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现今主流国际发展体系已经越来越追求以人类福利、人权发展、生态保障和善治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发展和振兴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目标，则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主旨。因而，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特色的中国经验则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亮丽名片，具有远大前途。据亚洲开发银行所做测算，2016年至2020年，除中国外，亚太地区其它国家仅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每年大约为5000亿美元，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额每年仅为2000亿美元，两者相差300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认为，按这一比例推算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全部覆盖区域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将超过6000亿美元。事实同样如此，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亚太地区、非洲国家发展的重要共识。这也是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成立后获得广泛响应，目前已有93个成员国加盟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对这一重要议题在国际上的发声依然不够，研究依然不足，往往囿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而忽略了“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应更加强调对这一主要矛盾的研究，这也是中国由被动回应外界质疑到主导把握国际话语的重要依据。

　　不可否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离不开大规模的投融资和金融支持。当这一跨区域、普惠性的金融支持尚未建立之时，外媒和西方政客基于主流国际金融机构以严格、透明和公开的债务评估制度，想当然推定来自中国的投资极易加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危机，如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用所谓的‘债务外交’扩大其影响力。今天，中国为亚洲、非洲、欧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政府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但这些贷款的条款并不透明，且带来的利益主要流向了北京”。

　　事实上，以非洲国家债务危机为例，其债务问题因西方国家在非洲国家独立和发展之初为后者“恶意”贷款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所致，并成为西方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要议题。尽管西方国家逐渐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金融机构，对诸如重债穷国进行治理改革、建立债务风险等级制度等对非减债机制基本框架作出了要求，但其实际效果很差，尤其附带的政治条件使得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了多党制、私有化体制，并未给非洲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后者仍然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泥潭中。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诚专门论述了中国开发金融和西方开发金融在概念界定、使用和影响评估方面的差异，认为中国式“造血金融”通过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项目推动了非洲经济增长，该合作模式是对西方“输血”性质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在理念与实践上的超越。这样的智库和学者研究兼具国际视野并尊从中国实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能体现出我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应大力提倡。

　　国际上一些人对“一带一路”如何做到透明、公开、避免腐败，中国是否能够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有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是否会破坏自由市场竞争等等问题还存在质疑，这就需要国内智库积极开展相应研究，并给出回应。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在提及“一带一路”下一步的建设规划时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廉洁之路、文明之路。相比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增加了“廉洁之路”。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先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论述亚投行的运行理念是“高效精干、清正廉洁、绿色环保”，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

　　展望“一带一路”建设，除以上几点智库和研究机构需着力重视外，还应重点就“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话语权塑造、“一带一路”倡议与民生福祉结合等三方面议题加以完善。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刻变革中，能否抓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不断加剧的外部风险，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都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把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权，既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地利用现有的WTO规则，通过多边、双边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来捍卫自身权益，同时又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谋求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建立跨区域多边金融合作框架，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安全，健全以市场主导的投融资机制，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力争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掌握更多经贸规则参与权和制定权，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卫生、医疗、教育、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方向上演进。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即在加强与沿线国家两两合作的同时，推动中国与投资所在国、法定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强调表明我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加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这一方面，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成立具有先驱和示范意义。中东欧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作为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平台，为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不仅有助于中国和欧洲合作，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话语权塑造。针对“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质疑，应考虑建立和加强与主流国际发展体系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互鉴，以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例如，亚投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相继设立，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引领的国内高校发展研究学科建设，以及由中联部牵头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以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智库为代表举办的“一带一路”相关研判会和国际对话会，包括相关期刊读物如：《中国智库》《国家智库》《国际援助》《一带一路报道（双语版）》等的陆续创办，都成为促进中外国际发展领域交流互鉴、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

　　我们应加强国际人才队伍建设，以国际视野加强对外交流，以国际上能理解的语言讲述“一带一路”合作故事。对于国际社会的质疑，应立足于实地调研，讲证据、讲道理，以不断寻求与主流国际发展体系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一带一路”合作制定相关方案。其次，就是坚定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建设，深化互利合作共识，积极将先进经验上升为“一带一路”跨区域合作机制，增强南方国家整体话语权。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民生福祉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沿线国家的民生福祉最大化。民生福祉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既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因此，应大力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交流，积极引导智库、NGO、高校、企业“走出去”，在涉及民生福祉的减贫、医疗、科技、卫生、教育、交通、旅游等事业上加深交流合作，努力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公共产品，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