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东县卑南乡东兴村部落会所外墙上的射日图。

在台湾少数民族家庭中悬挂的小米及陆稻。

文献插图中所绘的平埔洪安雅人发式。

连云港市大伊山遗址出土的石板棺。

　　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张海国发表肤纹研究的结果，证明以长江或北纬30°至33°为界，我国56个民族类聚为南、北两大群，而台湾少数民族的样本都类聚在北方群内。对此，长期关注台湾少数民族问题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顾问、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张崇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根据他多年从考古学、古农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论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来源于海岱地区东夷人的观点，认为可与张海国的研究成果互为佐证，并对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记者：您所说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都包括哪些？

　　张崇根（以下称为张）：所谓的世居民族或世居少数民族，都是指世世代代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群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台湾的世居民族中应包括汉族。我所说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包括阿美、泰雅、赛夏、布农、邹（曾称“曹”）、排湾、鲁凯、卑南和达悟（由“雅美”更名），共9个（以下简称“九族”），加上台湾当局近年来认定的邵、噶玛兰（以上原归入平埔族系）、太鲁阁（从泰雅中分出）、撒奇莱雅（从阿美中分出）和赛德克（从泰雅中分出），共14个。

　　关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于东夷的观点，最早是凌纯声、卫惠林两位前辈提出来的，但他们没有进行论证。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论证，也发表过多篇论文，如《从考古发现看高山族来源》、《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再论越族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台湾的粟与陆稻文化及来源》、《瓯越、安家民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比较研究》和《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源于东夷说述论》。

　　记者：您是认为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来源与古越人没有关系吗？

　　张：首先要说明，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所谓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于东夷，是指他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距今3500年之前，“九族”的先民古东夷人就来到台湾岛上繁衍生息。为什么说“九族”的族源与古越族关系不大呢？因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点与古越人大相径庭，与古越人的“饭稻羹鱼”、住“干栏”、“断发纹身”等都不同。

　　先说饭稻羹鱼。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作物是粟（小米）和陆稻（也称“旱稻”），从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看，他们种植的是陆稻，这种粟和陆稻同时种植的农业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我曾到台湾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考古现场参观，得知在南关里、南关里东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碳化谷物种子粟和稻米，年代为距今4700年～4200年，这说明当时台湾先民就已从事粟和稻的种植了。

　　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一切传统祭祀仪式都是以粟的种植为中心展开。从他们的观念上说，粟不仅是传统食物，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物。正如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陈奇禄教授说，在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中，粟是神圣的农作物。只有粟具有宗教的重要性，差不多所有的农耕祭仪，都和粟有关。浦忠成教授指出，邹人信奉小米女神，祭祀以小米祭仪为主，祭祀时使用的器物中，有小米，小米结得最多、最大的粟穗，小米女神的木杖，小米酒，小米包等。“一切祭仪与其他重要仪式时皆饮粟酒，普通饮宴时亦用稻酒及薯酒。唯以粟酒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应是小米在邹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1999年和2007年，我在台湾进行学术访问时，无论是在世居少数民族家庭，还是博物馆、教堂甚至公务场所，都能看到悬挂着一长串小米穗束，有的多达数十束，可见他们对于小米的感情之深。

　　上世纪30年代因日本殖民者强迫种植水稻，“九族”地区才有水稻米，但也因此“形成了厌恶水稻的观念”。1955年12月，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前往屏东县来义社调查时，发现排湾人“仍不愿在自己的屋内煮吃大米和牛肉等等属于平地的东西”。除了阿美人、达悟人有海上捕鱼活动外，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大多以上山打猎为要务。青年人以此显示勇敢，从而受到族人的尊重。对于捕鱼捉虾的年轻人，族人就看不起了。以上说明，在“九族”中很难找到与古越人“饭稻羹鱼”相同的文化特点。

　　至于“断发纹身”，从清代台湾史籍记载、日本学者和凌纯声进行的民族志调查报告所附插图看，台湾世居少数民族都是束发或披发的。关于文身，吴越人是为了“避蛟龙之害”，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则不同。排湾人是为了表示身份，泰雅人男子是表示勇敢、女子是表示自己是纺织能手，还有表示已成年了，从此就有了谈恋爱、参与部落事务的权利。这也与古越人的文化特点并不相同。

　　记者：您认为粟和陆稻是从哪里传到台湾岛上的？

　　张：是从祖国大陆海岱地区的东夷人那里传到台湾岛上的。

　　东夷人及其先民主要生活在今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安徽两省北部的黄河、淮河下游地区，考古学称之为海岱地区，属于我国北方。东夷人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种植粟和陆稻，但台湾岛上的粟和陆稻出现的年代要比海岱地区晚得多。

　　1991年2月，台湾出版了中文译本《台湾原住民的母语传说》。这些传说，把粟的种植与射太阳、洪水泛滥、兄妹结婚联系在一起。此外，布农人达马路弯社、泰雅人大豹社关于粟的传说，都有“古早”、“旱田”四个字，说明他们的旱田粟作农业、以粟为主食年代的久远，也说明粟不是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先民从野生的植物培育出来的，陆稻也不是他们培育出来的，都是从外面传来的。李匡悌副研究员引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光周教授的话说，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没有证据能证明台湾地区史前居民自己发明了栽培稻米技术。台湾农学家林万居说：“本省小米栽培已有久远历史，其来源可能为随早期移民自大陆引进。”游修龄教授写了一篇专门论述《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的文章，他说，中国历来被公认是黍粟的起源中心。黍粟从黄河中游向东扩散是第一层次，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向朝鲜、日本传播可视为第二个层次。新疆、西藏、云南、台湾（以及有可能而未能证实的长江以南地区）也可视为从中心向外传播的第二个层次。这说明，粟的种植是台湾“各地原住民”的先民自大陆带来的。

　　记者：山东等北方地区种植粟和陆稻的时间比较早是事实，如果南方等地也发现了比台湾早的粟和陆稻的碳化物，是否说明有可能是从那里传到台湾岛上的？

　　张：如果真的有了那样的考古发现，可以重新讨论。不过，与粟和陆稻同时具有的其他文化特点，就不一定在新发现粟和陆稻种植的地区也具备。这些文化特点可以作为粟和陆稻由东夷人传到台湾岛上的有力旁证。

　　记者：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其他证据？

　　张：这些旁证共有9条：

　　1.前居民使用的炊煮器都是罐，食器是钵。这是台湾自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大坌坑文化直到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最基本的、最突出的陶器组合。接下来台北的芝山岩文化，罐占陶器总数的70％，钵约占25％。2007年9月30日，在台南科技园区考古工地陈列室，我曾看到陈列的陶罐中，有火烧的痕迹。

　　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距今8400年～7700年）出土的石器中有石支脚，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釜、圈足碗、双耳罐、钵和支脚。双耳罐为夹砂红陶，球腹，“内壁有白色水垢”，底残。内壁有白色水垢说明，罐与陶支脚（或石支脚、天然石块）配合，是该遗址代表的西河文化居民使用的炊器之一。大汶口遗址出土有圜底罐形鼎，还有各种陶支脚。考古工作者指出，鼎就是加三只陶支脚的各类圜底器，这种罐形鼎，实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山东地区先民之传统炊具样式。

　　2．都有拔牙习俗。台湾史前居民的拔牙习俗，见于大坌坑文化晚期的南关里东等11处遗址，出土的男女骨骸多数有拔牙现象，年代在距今4800年～4200年。

　　据考古发现，拔牙习俗最先流行于海岱地区，是东夷人的习俗。最早的拔牙遗迹，见于山东省汶上县东贾柏村遗址北辛文化中期（距今6800年~6500年），15座墓葬的17具骨骸，20岁以上拔除侧门齿的有10具。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200年~4600年），东夷人的拔牙习俗已十分盛行，并逐渐向南、向西和西南流传。

　　3.都有半地穴式、台基式、地面式住宅建筑形式。台湾考古基本没有发现距今3500年以前的“干栏”建筑，传统的住宅建筑以半地穴式和台基式为主。

　　半地穴式、台基式、地面式住宅建筑形式同时并存的，在海岱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例子比较多。考古发现史前时期北方地区半地穴式住宅建筑，所在多有，无需例举，这里只说台基式住宅建筑形式。在东夷人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考古文化中，都发现了这种形式的住宅建筑形式。

　　4.都使用石板棺做葬具。海岱地区的东夷人早在距今6500年前的北辛文化中期就使用石板棺做葬具，如连云港市灌南县大伊山遗址、山东省大汶口遗址等。台湾本岛最早使用石板棺的年代是距今5000年的大坌坑文化晚期宜兰县新城遗址、台东县老番社遗址下层以及稍后的垦丁遗址，并沿用到近代。

　　5.都有太阳崇拜和射日传说。2007年，我在台东县卑南乡东兴村（原鲁凯人大南部落）的部落会所外场地的围墙上看到一幅射日图，在嘉义县公园建有一座射日塔，东夷人也有夸父逐日和羿射九日的传说。

　　6.都有蛇生和鸟生传说。排湾人、鲁凯人都有以百步蛇为祖先的传说。泰雅人传说因神鸟在岩石上振翅长鸣，巨石裂开，跳出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繁衍下来。表面看似石生传说，但神鸟的作用也很大。至于东夷人的鸟生传说，《左传·昭公十七年》关于以鸟名官、《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为证。

　　7.DNA检测结果相近。根据林妈利的《亚洲24个族群的系统发生树》可以看出，台湾的阿美人、泰雅人、布农人、大陆的鄂伦春族以及日本人、韩国人在同一树枝上。金力教授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的论文中，有《部分汉族人群和部分少数民族的聚类图》，鄂伦春族与藏族遗传距离最近。说明布农人等、鄂伦春族、藏族三者应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未分化的汉藏南岛”民族——东夷。日本学者市川健二郎说，“东夷除指像朝鲜半岛、日本等岛屿上的居民之外，应该也包括曾经住在大陆东海滨的所谓汉族以外的别的种族”，引文中“别的种族”，就是上文所说的海岱地区的东夷人。

　　8.语言相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安其研究员的《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成分》中，用来与朝鲜语比较的南岛语，除印度尼西亚语外，所列举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有13种之多。他说，朝鲜语与南岛诸多语言都是粘着语，在表示句子中词与词关系的格，形容词的形态，动词的时态，名词或代词的复数形式，数词的构成等语法范畴的共同点，说明它们有渊源关系。这就说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语与朝鲜语有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台湾世居少数民族语与东夷语有渊源关系。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教授说：“今日的中国语尚保存许多此一系的遗语，例如中国航行的木筏或竹排，在南岛语系中至今亦称vaka或pahi；祭祀神鬼之庙或社，则曰meae或sar。”汉语中有这类来自古东夷人的词语并不奇怪，因为东夷人是汉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9.其他证据。中国东北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有抚胸玉立人，台湾鲁凯人的木雕也有抚胸直立人，上海博物馆的张海明研究员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在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内找到（非地层出土）与卑南文化相同的人兽形玉玦也并非巧合，二者必有内在的联系。

　　按照考古学界的通识，一个地区的某种文化特质与另一地区的文化特质相同，很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相似、社会发展阶段相当而趋同，或者是因为交流、交换以及随着人的迁移等因素造成。台湾本岛与海岱地区两者之间有若干种文化特质相同，除了说明一些民族成员因为迁徙（不论是因为意外漂流或开辟新的生活家园），把本民族的生产方式（粟和陆稻种植）、居住形式（半地穴式、台基式住房建筑）、风俗习惯（如拔牙）、图腾崇拜（鸟、蛇崇拜）、神话传说（射日神话）等文化特质，从故乡海岱地区带到新的居住地台湾岛来，除此，可能找不到别的更好的解释。

　　(文字、图片均由张崇根提供)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