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资料图片

从水族家庭走出的中共“一大”代表

　　1月5日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诞辰纪念日。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济南学生热烈响应，邓恩铭站在学生运动的最前列，和学生领袖王尽美成立了“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20岁的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成立“励新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01年1月5日，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板本寨的一个水族家庭。他自幼聪慧懂事，6岁时，启蒙于本城名儒蒙旦初开设的私塾；9岁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老师的带领下，邓恩铭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他说：“抵制日货要全国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当官的和财主们应该首先拿出爱国行动来，在你们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参、海带（当时从日本进口）。”他还将自己穿的一双东洋袜子当众烧毁。

　　1917年8月，邓恩铭离开家乡到山东济南，在做县官的叔父黄泽沛（名邓国瑾，因过继给姑妈，故改姓黄）家居住。1918年春，他考入济南省立一中，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北京大学日刊》等进步刊物。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正当要求的消息传来后，邓恩铭和济南人民一起发出了“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失，都是我们的奇耻”的呐喊。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举国上下风起云涌，济南学生热烈响应。邓恩铭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一起，带领广大学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邓恩铭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他带领同学参加山东各界在济南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后，又组织学界罢课、宣传抵制日货、劝说商界罢市、砸毁反动报纸《吕言报》、到督军府实施请愿等活动。

　　为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邓恩铭和学生领袖王尽美在济南几所中学串联，以“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为榜样，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了“励新学会”。该学会会员达50多人，邓恩铭被选为学会领导。

　　在此期间，邓恩铭、王尽美等在济南教育会门口挂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那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每星期集会一次，利用合法的讲坛宣传马列主义。邓恩铭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大家“要有彻底的觉悟”，公开向封建制度进攻。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建党的基本条件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赴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熟。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很快又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内开幕。“一大”代表13人中，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当时，邓恩铭刚刚20岁，是代表中最年轻的。

　　马林、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具有秘密工作丰富经验的马林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会议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不得已，代表们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继续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形成了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因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了3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至此，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由“团支书”成长为“党支书”

　　1922年1月，邓恩铭又与王尽美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恩铭回国后，到山东最大的淄川矿区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

　　1923年秋，邓恩铭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到青岛开辟党的工作，筹建党、团组织。他先与共产党员王象午（又名王翔舞、王翔午）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开展工人运动方案、建立党团组织的建设等问题。

　　为取得一个活动的据点，便于开展工作，邓恩铭找到了原在济南中学的老师——时任胶澳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王静一安排他住在学校里，并同意他去广泛接触学生，传播革命真理。很快，这所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

　　不久，经王静一推荐，邓恩铭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之职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创办了周刊《胶澳副刊》，负责编辑、撰写文章，将斗争锋芒指向军阀政府和剥削阶级；他还利用这块阵地，连续刊载了《列宁传略》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4年元旦，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新年增刊上发表《今日的感想》一文，公开揭穿了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真面目，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同年6月，邓恩铭编写了《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号召“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

　　邓恩铭还积极建立与发展工会组织，先后发展10位青年团员。1924年11月28日，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推选邓恩铭为书记（当时的青岛团支部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

　　根据中共三届中央局扩大执委会议决定，邓恩铭组织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组长。青岛组由党中央委托济南地委就近指挥。从此，青岛人民特别是青岛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头人。

　　1925年2月，青岛组改称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后，从四方机厂团员和工人活动分子中，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等入党。至此，中共青岛支部已有党员24人。

　　视死如归 英勇就义

　　邓恩铭领导全体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3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大罢工，即胶济铁路大罢工和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邓恩铭组织领导的青岛纱厂等工人大罢工人数达到1.8万人，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热潮，引起了反动当局极大惊恐。通过罢工斗争，青岛市各工厂和胶济铁路沿线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市总工会。

　　“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发展至1500余人会员，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如是评价。

　　青岛工人运动的胜利和发展，激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敌视。1925年5月下旬，日本纱厂资本家悍然撕毁工人签订的复工条约，并唆使地方反动当局封闭工会、迫害工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在此以前，邓恩铭已受到敌人监视，曾遭到扣留，后被“驱逐出境”。听到惨案消息后，邓恩铭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冒险秘密回到青岛，领导工人应变，几次险遭不测，最后无奈再次化装离开青岛。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工作。11月，他不幸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各方设法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到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并且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王复元出卖，邓恩铭等17人被捕。至此，山东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邓恩铭第三次被捕。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邓恩铭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在狱中仍然坚持领导同志们与敌人抗争，先后指挥了两次越狱，除部分同志脱险外，邓恩铭、纪子瑞、朱肖等10位同志被捕回狱，被投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等22人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昂首阔步，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临刑前，他高唱国际歌，连续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敌人枪下，他英勇就义，年仅30岁。